城市居民是否進行垃圾分類，屬于確定條件下的個體選擇問題。行為經濟學個體選擇理論認為，個體對選擇結果的識別是以主觀上的參考點為依據的，影響人們決策的不是終結果水平，而是終結果與參考點之間的變化或差距。當終選擇結果在參考點之上時，個體將其視為一種收益，而當終選擇結果在參考點之下時，個體將其視為一種損失。由于接受意愿與支付意愿的非對稱性，①“損失厭惡”的概念隨即被引入，即指由等量損失帶來的沮喪程度要大于由等量收益帶來的快樂程度。個體對等量損失比對等量收益更為敏感，因此接受意愿也就大于支付意愿。對城市居民而言，主觀上會將長期以來形成的垃圾混合投放的行為習慣看作自身的初始稟賦并以此作為參考點，在被強制要求執行垃圾分類時作出衡量與判斷。顯然，垃圾分類投放所要花費的時間成本與交易成本遠遠大于垃圾混合投放，在“損失厭惡”的作用下，城市居民自然會對垃圾分類投放產生消極傾向與抵觸情緒。推行垃圾源頭分類，關鍵在于改變城市居民垃圾混合投放的參考點依賴。垃圾強制分類是城市居民目前被迫接受的垃圾處理行為。從現實情況來看，對每一居民個體進行“責任發包”，但沒有實質性的管控措施跟進，政策終只是落在宣傳教育層面。一些城市政府借鑒河道污染治理中的“河長制”思路，創造性實施了城市居民垃圾“桶長制”分類模式，以“一人一桶一樓道”招募“桶長”，通過負責每日的垃圾桶現場督導積分登記、入戶宣傳，有針對性、方向性、指導性地進行垃圾處理。但在操作中，社區“桶長”后卻演變成了代替每戶居民進行垃圾分類的實際包干者，而居民則依舊是“甩鍋人”的角色。垃圾強制分類流于形式的危害可見一斑。與“強制分類”的情境相比，城市居民在備選情境下通過“自行分類”或“付費委托”處理垃圾具有更積極的行為傾向。設置備選情境能夠有效化解情境下城市居民垃圾處理的消極傾向與抵觸情緒并降低政府部門的管控成本。城市居民可以選擇“自行分類”或“付費委托”處理垃圾，在選擇“自行分類”時將“付費委托”作為參考點，在選擇“付費委托”時將“自行分類”作為參考點，從而自覺地對兩種垃圾處理行為的成本高低作出比較。這樣，垃圾混合投放的參考點依賴就會從心理上得到弱化并逐漸淡出。一般而言，城市居民選擇“自行分類”處理垃圾要比選擇“付費委托”處理垃圾具有更低的社會成本，但對這兩種選擇的偏好并不一致。由于存在“損失厭惡”，更多的城市居民并不愿意為原本依賴于政府付費的垃圾處理支付費用，從而在備選情境下潛移默化地將參考點依賴由垃圾混合投放轉變為垃圾分類投放。這是引導城市居民選擇“自行分類”處理垃圾的心理機制。
